1980年2月17日，站长里耶夫接到了总的电报，命令他让手下的线人和特工“冬眠”，这很不寻常，通常只有在重大情报漏的时候总才会指示线人“冬眠”，而敦站最近并无异常，彼得给黎站和就近的布鲁尔联络站打了电话，那边也风平浪静。他和里耶夫商量了一下，决定总说的，发了暂停所有情报搜集活动的指令。彼得坐立不安地等到傍晚，回到家里，把一盆铁线蕨从厨房挪到卧室的窗台上，这是急联络的信号，军情六的人会定期观察彼得的窗，没有铁线蕨就离开，有的话就立即报告罗克韦尔，但彼得不知这些人每天什么时候来，或者每周来几天，只能等着。

他买了渡票，在码徘徊，拖延上船时间，希望罗克韦尔能找到办法和他迅速说上两句话，但情报官始终没有现，也没有六的人靠近。船拉响了汽笛，彼得提着箱匆匆上船，他没有用化名买票，寄望于军情六能顺着他留下的面包屑推测他去了哪里。

最后，1980年新年到来的时候，里耶夫没走，反而是布兰登离开了敦。从1973年在赛的首次会面算起，七年已经过去了，彼得至今还是不知他姓什么，甚至不确定布兰登是不是他真正的名字。这位三十三岁的英国情报官被调往华盛顿，没有透是什么职位，但彼得猜想多多少少和中情局有关系。两人没有机会别，彼得是在布兰登抵达国后一周才被告知这件事的。卡罗琳·罗克韦尔成为了他的新情报官，彼得对此没有意见，罗克韦尔通俄语，彼得总算可以用母语来每周简报，而且这位苏联司司长非常了解克格和苏联官僚怪异的思考方式，时常令彼得惊讶。她也会为彼得准备茶和，不过那些曲奇饼、小糕和薄荷糖孤单地呆在餐盘里，无人问津。

随着阿富汗战争越拖越长，驻外情报站也在被害妄想症里越陷越。偷偷把文件带使馆变得困难了，没过几个星期，连彼得本人想在工作时间外离开使馆也没以前那么容易了。里耶夫站长信军情五和六已经把使馆团团包围了起来，命令外勤们用木板钉起临街的所有窗，办公室成了一个充满香烟烟雾的漆黑地狱，空气滞闷，汗味参杂着腐坏的臭味，但怎么也找不到异味的来源。报纸版都是喀布尔战况，在不合制服里的苏联士兵，背景是荒漠；还有联合国促苏联撤军的决议，和所有人的情绪形成鲜明对比的是，赞着一个接一个胜利，仿佛来自一个不同的世界。

2月18日早上，彼得接到电话，总让他去一趟黎，有一个突发的打猎任务需要他理。这也不太正常，彼得已经好几年没当过猎人了，升职的一大好就是不必再承担这些要挽起袖亲自脏双手的任务。但总十分——话又说回来，他们就没有不的时候——声称不信任其他外勤，上的人指名要安德烈·奥尔洛夫的儿。

渡当晚在卡昂靠岸。有人在码等着彼得，这也不是个好兆。彼得一度以为自己要被当场打昏带回莫斯科，差转逃跑，但很快控制住了这些疯狂的念。让他略微松了一气的是，那两个等着他的人并不是克格，只是普通的使馆雇员，很客气，陪着——